Diana Krall

　　曹馬志 尹義男 本報記者 呂博雄
　　前不久，霧霾席卷全國。在黑龍江，被視為霧霾禍源之一的秸稈焚燒問題，又一次擺上臺面。
　　政府一方祭出史上最嚴的“禁燒令”，而農戶一方卻屢屢有人“不買賬”，依舊焚燒了事。政府、農戶和企業，如何通過秸稈綜合利用，使這場博弈轉化成“多贏”局面？
　　近日，黑龍江省政府出台的改善大氣質量方案，嚴厲程度超出以往。其規定：“哈爾濱市、綏化市、省農墾總局轄區全域”、“城鎮建設區(包括縣城)周圍10公里；機場周圍15公里”、“沿高速公路兩側各5公里，鐵路兩側各兩公里，國道、省道公路幹線兩側各1公里”均為秸稈禁燒區。
　　為了落實上述“禁燒令”，黑龍江省召開了兩位省委常委、兩位副省長共同出席的高規格相關工作會議，並動員各級政府的環保、公安、農委等十餘個部門聯動“禁燒”，還罕見地出動無人機，巡視野外秸稈焚燒情況。
　　“史上最嚴”的內容不止於此。黑龍江省人民政府同時規定，對轄區或禁燒區沒有出現火點的地方政府，予以獎勵；對禁燒區內出現火點的地方政府，進行追責。
　　然而據記者瞭解，在政府規定的禁燒區內，焚燒秸稈現象仍屢禁不絕。 
　　環保部依據秸稈焚燒火點衛星遙感監測通報顯示，10月6日～10月12日這周，黑龍江的可監測火點仍然很多。記者也調查瞭解到，在哈同高速同江至富錦段，不時能看到露天焚燒秸稈的場景，在車裡，也能聞到秸稈焚燒後的味道；哈牡高速海林至哈爾濱段沿路，也能發現不少露天焚燒秸稈的現象。
　　最嚴“禁燒令”為何難以根除秸稈焚燒這一久治不愈的“頑疾”？
　　從農戶的角度出發，“禁燒令”的出台，確實給他們造成某種兩難困境：就地焚燒秸稈，違反政府禁令；不燒的話，秸稈就會腐爛在地，影響來年的耕種。
　　記者瞭解到，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家用電器煤氣日益普及，農民對柴草的需求量在下降；秸稈處理的成本太高，機械收割留茬較高，影響下一季農作物的播種；而焚燒產生的草木灰，的確是一種肥料，可改善土壤墒情。 
　　綏化市蘭西縣泉河村村民龐國泰，就處著這種“兩難”中。龐國泰種了50畝玉米，為避免秸稈影響來年耕種，他往年都是就地焚燒，但今年不行了，“聽說見到冒煙就罰錢”。而他若要雇工運出秸稈，人工成本又讓他怵頭，“一個勞力一天就要100多”。
　　秸稈的綜合利用，無疑是解決這一矛盾的最好出路。
　　然而，據黑龍江省環保廳副廳長李北松介紹，秸稈的轉化和加工，目前存在著“市場化程度”和“技術普及不夠”兩大問題。 
　　比如，用秸稈做沼氣原料，一個沼氣池至少要花費三四千元，讓農民望而卻步；若是用作回收草料，則價格太低，賣給那些養牛大戶，才幾分錢一斤。
　　今年，在史上最嚴“禁燒令”下，黑龍江省賓縣的龍能偉業燃料有限公司，成為省內樹立的秸稈綜合利用典型。
　　該公司將收集來的秸稈和生活垃圾中的有機質、畜禽糞便，混合通過厭氧發酵生產沼氣，再經過提純生產生物天然氣，直接進入城市燃氣管網；還以玉米秸稈為燃料，生產生物質鍋爐燃料。
　　今年，該公司投資了300萬元購置五套秸稈打包機，在賓縣建立秸稈收集儲運基地，並與當地簽訂協議，由政府提供每畝20元的秋翻地補貼。該公司總經理助理陳林華介紹說，通過這種模式，農民既得到“免費翻地”的好處，又能“就地出售”秸稈獲利，而企業也將收集秸稈的成本，從240元一噸降到150元一噸。
　　除了這樣的單個企業創新外，黑龍江省今年9月還成立了龍江秸稈綜合利用聯盟，致力於打造基於秸稈制油技術的循環經濟模式和高效農業方式。
　　龍江秸稈綜合利用聯盟理事長、東北林業大學生物質能技術工程中心主任王述洋告訴記者，聯盟將建立惠農經濟園區示範點，聯合眾多致力於秸稈綜合利用的相關企業、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，把園區打造成國際流行的“虛擬企業”——即鬆散而高效的聯盟。希望既解決秸稈焚燒問題，又能為農民增收。
　　“(惠農經濟園區示範點)預計每年將兩萬多噸的秸稈通過深加工，產生1萬多噸生物燃油，外帶5000噸生物碳，1年可實現2000萬元銷售利潤。秸稈最終幾乎100%全效利用。”王述洋說。
　　在李北松看來，儘管黑龍江一直在探索秸稈綜合利用的新途徑，但目前困境仍然是——市場化不夠，需要大企業參與，建設更多處理設施。
　　“每年黑龍江省會產生近6000萬噸秸稈，理論上說，能夠生產3000萬噸生物燃油，大約相當於1005萬噸的石油。” 王述洋說，“但目前得到綜合利用的秸稈，非常有限。”
(原標題：黑龍江出台史上最嚴“秸稈禁燒令”)
編輯：SN182